摘要：执笔 许述有句话说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”[1]大概500年一个周期，中国王朝的历史上会出现新一轮改革——没办法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需要用改革或者革命的办法来解决，然后出现新的王者。从数量上看，与革命相比，改革明显要少，而成功的改革更少。...
执笔 许述
有句话说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”[1]大概500年一个周期，中国王朝的历史上会出现新一轮改革——没办法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需要用改革或者革命的办法来解决，然后出现新的王者。从数量上看，与革命相比，改革明显要少，而成功的改革更少。
这篇万字长文是笔者梳理古今中外21次重大军事改革之后的思考，收入今年出版的新书《兵道》最后一章，名“改革六问”——
1.为什么非要逼到份儿上才改革？
2.为什么改革家多没有好下场？
3.如何对付改革的反对者？
4.改革究竟要多久才能成功？
5.改革缺了哪个关键因素玩不转？
6.士兵在改革中是什么角色？
“压力就是动力”，军事改革最好地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，因为它往往在陷入困境或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被迫展开。这就是现在常说的“问题倒逼”，直到不改不行，才开始动手术治疗顽疾。对此，鲁迅先生早就看透了，在《坟·娜拉走后怎样》中写道：“中国太难改变了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。”[2]
司马穰苴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：“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”[3]“居安思危”的道理谁都懂，但往往做不到。似乎也可以理解——在5000米田径比赛中，如果领先对手1000米，有如此巨大的优势，还有动力加速吗？龟兔赛跑的现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的：兔子睡醒了，还看不见乌龟追来的影子。也就是说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兔子很难看到改革的必要性，日子久了自然惰性就会强大和顽固到甩都甩不掉。
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一次军事改革，按理，当时还没有多少传统的历史包袱，但改革仍遇到很大阻力。秦国重臣甘龙、杜挚反对改革的理由是：“缘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”[4]
看了秦这个“头”，再来看清这个“尾”。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，洋务运动是1860年，为什么要浪费20年光阴才开始改革？这中间都干什么去了？旁观者清，洋人有个形象的比喻：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，有时忽然跳起，哈欠伸腰，我们以为他醒了，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。但是过了一阵，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，喝一口茶，燃起烟袋，打个哈欠，又蒙眬地睡着了。”
被逼到墙角才改革，不只中国人如此，洋人也一样。
沙恩霍斯特筹建了全世界第一个总参谋部
当拿破仑在欧洲称王称霸的时候，普鲁士和其他欧洲国家一起结伙反对。不料，在1806年的一天内，普鲁士连败两仗，主力被歼，连首都柏林都丢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普鲁士还在沿用50多年前腓特烈二世的经验。腓特烈二世的确强，拿破仑对他也十分崇拜。问题是，拿破仑已经超越了腓特烈二世，普鲁士却还在沿袭腓特烈二世，胜败在战前其实已经决定了。惨败之后，普鲁士进行了著名的“沙恩霍斯特军事改革”，赫赫有名的参谋部就是这次改革最耀眼的成果。沙恩霍斯特何许人也？普法战争中的普军参谋长。败给拿破仑后，德国痛定思痛，专门成立“军事改革委员会”，沙恩霍斯特担任主席。对了，沙恩霍斯特还是克劳塞维茨的恩师。
和德国人一样，美国人在军事改革上也曾惰性十足。一战打到后期，美国人才加入战团，表现并不算好，但自我感觉很好，结果就是满足和保守。美国陆军航空队副队长米切尔准将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：巨舰重炮过时了，海上决胜力量将是海军航空兵。为说服组织，米切尔在1921年搞了一次演习，很成功。问题是，政府没什么反应。米切尔不甘心，两年后又搞了一次演习，同样成功。令他哭笑不得的是，政府还是没反应。看样子，政府的脑袋不是榆木就是石头做的。美国人不开窍，日本人倒开心。米切尔组织演习时，有一个日本人在旁边观摩，非常兴奋。他“剽窃”了米切尔的军事理论带回日本，并付诸实践。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叫山本五十六，当时是日本使馆武官，1935年成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。二战初期，美国海军并非日本海军对手，改革后才逐渐扭转太平洋战争的不利局势。二战胜利后，美国又志得意满，再陷保守，结果在越南深陷泥沼。之后，美军吸取惨痛教训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，才有了海湾战争的胜利。
当然，在没有太大危机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军事改革也不是没有过，汉武帝军事改革就是其中之一。汉武帝即位后，以西汉的军事力量，虽不足以发动攻势灭了匈奴，但采取守势挡住匈奴绰绰有余。汉武帝的想法和汉文帝、汉景帝不同，不甘心被动防御，打算主动出击将匈奴从地球上抹掉。为此，汉武帝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改革，发动了名垂青史的汉匈大战。
如今，美国成为主动改革的新典型。腿上好像装了“永动机”，一直不肯停下军事改革的脚步。如果汉武帝看到今天的美国，一定“羡慕嫉妒恨”。当年，汉武帝为了灭掉匈奴，准备了很长时间，几乎倾尽全国之力。西汉在军事上大量投入，得到了边境安全，但在经济上几乎没什么回报。美军则越打越强，国家越打越富，实现了军事和经济的良性循环。
改革由国家一号人物主持，难度会小很多，因为谁也不敢说三道四，如赵武灵王、汉武帝、成吉思汗主持的改革就很成功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由国家元首亲自主持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。相反，如果元首失策犯错，加上保守势力强大，也可能失败。光绪皇帝的下场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国外也有类似的教训：18世末至19世纪初土耳其那场流产的军事改革，因为保守势力过于强大，连领导改革的苏丹塞里木三世都被废除，军队也遭解散，改革派大臣更是死的死、逃的逃。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皇帝和宰相往往是“强弱配”，皇帝强则宰相弱，宰相强则皇帝弱。从量上看，能干的宰相往往比能干的皇帝要多。皇帝虽然有许多皇子作为候选人，选好以后还有帝师一对一“开小灶”教本事，但有一点他们始终比不过宰相：宰相的经历和阅历往往更为丰富。
宰相们“能干”，不等于“能干成”。梁启超指出：“在专制政体之下，其政治家苟非得君之专，而能有所建树者，未之闻也。”[5]改革的主持者，如果得到皇帝长期而坚决的支持，有望成功，反之则容易流产。最典型的人物，当数商鞅和王安石。秦孝公对商鞅的信任和支持，不仅空前，而且绝后。秦孝公临死前，居然主动向商鞅提出由他即位。试问，古今中外的改革家，有哪个像商鞅那样得到国君如此信任和厚爱？再看王安石，待遇就不行了。王安石的军事改革为什么失败？措施没多大创新性不说，而且也没能得到宋神宗坚决的长期支持。
国家元首亲自主持改革尚且有风险，如果由大臣来主持，事情就更难办了，搞不好不仅会功败垂成，而且连改革者都可能殉葬。商鞅就是代表人物，在他之前有吴起，在他之后有张居正。至于王安石，要不是宋朝有“不杀士”的祖制，他能不能保住脑袋还难说。王安石没有像吴起和商鞅那样惨死，却比不上他们两位。吴起主持变法期间，军事改革是成功的。商鞅死了，改革成果还在。王安石呢？人在任，改革就漏洞百出，卸任后，改革措施基本被废止。
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的张居正形象
张居正需要重点剖析，因为他是个十分特别的改革家。特别在什么地方？他没当过地方官，甚至也没在中央政府的衙门当过一把手。在当帝王师入阁之前，张居正只在两个地方干过：一个是翰林院，一个是国子监，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和北京大学，先后在里面做研究员和教务长（国子监司业）。张居正缺乏地方和中央为官的履历，此乃致命缺陷，按理不可能入阁。然而，张居正不仅入阁，还成为首辅，而且干得很好。为什么？从踏入翰林院开始，张居正一直研究如何治国安邦、富国强兵，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他懂得更多。
张居正是个“工作狂”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。张居正58岁英年早逝，改革措施除“一条鞭法”保留外其他都基本废除，全家被抄斩。张居正死后40年不到，明朝认识到其改革的价值，为他平了反。值得玩味的是，为张居正平反奔走呼号的人，居然有被他打击过的反对派。其中，一个叫邹元标的，曾骂张居正“禽兽”，挨了80多棍，打烂了屁股，发配到南方。几十年后，大明王朝风雨飘摇，邹元标想起张居正治下国家强盛，方生悔念，拖着一条瘸腿为其说好话。张居正总算得到了公正评价，《明史》赞道：“中外乂安，海内殷阜，纪纲法度莫不修明。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[6]张居正完全对得起这个评价。改革前，国库亏空700多万两银子；改革后，国库有1300多万两银子。如果与清朝的康、雍、乾盛世比照，更显得张居正了不得。乾隆皇帝最盛时期，清朝国库的银两只有张居正改革的2/3。要知道，那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皇帝共同努力的结果，而张居正一个人只用了10年就做得更好！
和张居正比，王安石就差远了，死后700年间都没有得到多少正面评价。直到清末，梁启超才为他说了几句好话。
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，道德对改革家重要吗？
商鞅和张居正的道德问题被人翻来覆去讲好多遍了，如商鞅言而无信，张居正贪赃枉法，只有王安石的品质几乎“无瑕”，连他的政敌都找不到“黑子”。问题是，改革成功的恰恰是商鞅和张居正，失败的偏偏是王安石。
为什么？
改革和改革家本人的道德并没有直接关系，而主要取决于执行力。
改革都会遇到反对派，而反对派一般是两类人：一是既得利益者，二是所谓的“清流派”。既得利益者是改革对象，基本上不会站到改革一边。“清流派”不同，是改革家争取的对象，以扩大改革阵营。不过，在用人推行改革时，改革家们却不太会用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“清流派”，而是用那些能干实事的人。对后一种人，有一个专门术语——“循吏”。中国有“三立”之说，即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此乃儒家传统。对改革家们来说，这个顺序恰恰需要颠倒过来，要以“立功”为先，踏踏实实做实事。
王安石为什么打退堂鼓？除了觉得皇帝宋神宗对自己的支持不够坚挺和持久，还有就是对家人身家性命的忧虑。王安石自己可以义无反顾，但不想连累家人。弟弟王安国曾在他面前哭诉：“吾家灭门矣！”[7]同时，其他人也拿秦之商鞅、汉之张汤等教训劝王安石。久而久之，王安石就不再那么坚持了。虽然商鞅和张居正都被认为“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”，但恰恰是这种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，成为他们改革成功的关键。
改革或曰变革，往往磕磕碰碰，很少顺顺利利。
到底为什么？
旧传统的约束，老经验的束缚。梁启超说过：“中国人民，以保守为天性，遵无大为动之教。”[8]
与传统束缚相比，改革的最大障碍是既得利益群体。这一点，早在先秦时期就被孟子看透了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。”[9]作家熊召政也讲过一件亲历的事：一次他到福建，有人“坚决”认为张居正不是东西，后来他才知晓原委——此人的祖先在张居正年代官至侍郎，在吏治改革中被张居正赶到福建，从此没落。[10]也就是说，若非张居正，该侍郎的后代可能是另一番好得多的光景。对张居正的怨恨竟持续了几百年之久。可以想见，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抵制会多么顽固。
梁启超曾感慨：“除旧弊之一事，最易犯众忌而触犯众怒，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。”[11]改革者不敢改，被改者不愿改。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（2007—2012年在任）表示：“某些人试图以各种方式坚守岗位，这不是出自对祖国的热爱，而是害怕失掉久居并靠之谋私利的职位。”[12]
美军的改革较为顺畅，但也免不了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。1947年，时任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提议建立“总参谋部”，统一部队指挥权。然而，一向喜欢单干的海军坚决投了反对票，理由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：总参谋部相当于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参谋本部，美国这么干是要走上军国主义道路，违反了“文官治军”的政治原则，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。[13]结果，艾森豪威尔的提议落空。
改革，必然伴随着对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。很多人都清楚改革是正确方向，认为应该改革，可一旦改革要动到自己锅里的肉，就会拼命抵制。艾森豪威尔碰壁的事儿不是孤例。20世纪80年代，美军打算建立新型的更有战斗力的旅级战斗组织，对现行的旅进行缩编。不料，改革结果竟背道而驰——削减的是战斗部队，增加的是旅级司令部。为什么？一些上校军官需要有地方安排职务。[14]英国也类似，20世纪初海军规模不断缩小，士兵减少31.5%，伴随着的却是行政人员的膨胀，增加了80%！[15]换句话说，减法变相做成了加法。
既得利益群体反对改革，不会说改革会损害自己利益，而是去找一些冠冕堂皇、“政治正确”的理由，而传统和经验成为其最有力的挡箭牌。
对此，改革家们该如何应付？
打口水战，改革派永远不是保守派的对手。
保守派的论据是过去的经验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而改革派的论据则只有逻辑或者未来的可能结果，说服力不足。
怎么办？
商鞅雕像
四个字——“少说多做”。为什么商鞅只搞了一场著名的“凝聚共识”运动（变法廷议），随后又规定只做不说，就是这个理儿。在商鞅那里，一旦改革决策定下来，就不允许再讨论，说改革不好当然不行，连说改革好也不行，违者下场很惨。
事实证明，要压制住改革反对派，光靠嘴皮子没用。明代有个叫赵用贤的反对张居正改革，被廷杖六十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使劲打。谁看了不心惊胆战？谁还敢跳出来反对改革？张居正实行“恐怖”政策，效果不错，史载：“虽万里外，朝下而夕奉行。”[16]
商鞅和张居正已经够狠，还有一个人比他俩更狠，这个人就是俄国的彼得一世。但凡成功的军事改革，主持者多为铁腕人物，为实现改革目标，可以毫不留情搬掉一切障碍。彼得一世“狠”到什么程度？连亲儿子反对改革，他也下令杀掉。
王安石其实想学商鞅，不料却成了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。王安石改革，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伴随着争论。反对者，除了在中央政府为官的大人物，还有不少地方官。这些人反对新法的理由十分有趣：并非维护自身利益，而是为了国家前途。
在北宋改革集团里，也有人建议挑几个反对改革的人杀一儆百。其中，王安石的长子王雱更是直接点名：“枭韩琦、富弼之头于市，则法行矣。”然而，王安石断然否决，理由是——“儿误臣！太祖遗训，不杀士人，若开此例，则朝堂成刑场矣！”[17]
如果反对改革不会挨板子，更不会掉脑袋，反对的声音当然会多，分贝自然会更高。一次，太原判官吕陶上了一道奏折，建议废除王安石的“理财”之说。宋神宗让王安石读，王安石不肯，又命反对变法的冯京读，然后宋神宗表示奏折说得有理。宋神宗一开始很支持王安石，后来为什么动摇？从心理学上讲，一个人反对变法，宋神宗肯定不为所动，但如果反对改革的声音淹没了改革的声音，久而久之，宋神宗就犹豫动摇了，王安石也心灰意冷了。
改革家只有一个办法——阶段性推出改革成果，并用务实的制度安排适度照顾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，让反对派没有话说。新事物诞生后，需要尽快证明自己，否则可能夭折。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苏联提出先进的“大纵深战役理论”，并且发展出重型和中型坦克。不过，改革派还没来得及在实践中证明自己，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等将领就遭到清洗。骑兵出身的保守派将领上台后，排斥装甲车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大力发展过时的骑兵，使骑兵编制数量在5年间（1934—1939年）增加了52%。[18]试想，如果苏军按照机械化的路子发展下去，后来也不至于被德军打得那么惨。直到波兰被德军闪电灭亡，苏联才意识到机械化的价值，赶紧恢复发展。亡羊补牢，苏联总算没被德国狼吃光，但损失的羊是没办法挽回了。
与苏联相比，法国的教训更为典型，也更为惨痛。一战后，法国不是没认识到组建机械化部队的价值，甚至坦克一度达到3000多辆。为什么没有继续这种发展势头？因为一次失败的演习。1932年，法国新建的机械化团进行实验性演习，如果成功，就扩大规模组建师一级的机械化部队。不幸的是，演习效果恰恰不佳。[19]这下可好，失败的演习刚好给了保守派极佳的口实，群起攻击。结果，法军缩回到一战老经验的壳子中，费劲修了所谓固若金汤的“马其诺防线”。
如果把改革仅仅理解为“利益蛋糕”重新分配，就狭隘了。经济学家许小年提出两个概念：一是“突破型”改革，二是“修补型”改革。[20]所谓“突破型”改革，就是增加“大河”的水，“小河”自然也就满了。换句话说，通过“增量”的办法让绝大多数人都受益，最大限度上减小改革阻力。“修补型”改革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李鸿章那种“裱糊匠”式修补房子，外面看起来光鲜，屋子的主体架构却腐朽如故。从这个意义上，许小年认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只有两次：一次是商鞅变法，一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。
王安石改革是哪一种呢？不少人认为，王安石的改革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进国家的口袋里，是“修补型”改革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就是这种“修补型”改革，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那帮人眼中仍然走得太远。司马光认为，大宋好比还能住的房子，只需修补一下就OK了。但王安石偏偏要拆掉重建，可又缺乏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。[21]
商鞅改革，20余年；
王安石改革，16年；
张居正改革，10年；
…………
改革是良药不是猛药，很难一步到位实现药到病除，需要一个逐渐发酵和慢慢见效的过程。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，但秦国并未迅速灭掉六国，也是“奋六世之余烈”[22]，等商鞅变法的效果继续发酵，最后水到渠成统一天下。
商鞅死后，楚国等诸侯国认为，秦国的改革必然人亡政息。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商君去了，商君之法却留了。
商鞅改革搞了两次，前后20多年，秦国人已经完成了从不适应新法到习惯新法的转变，而且尝到了新法的甜头，要回到从前反而不愿意。这说明，改革不可操之过急，需久久为功，才能巩固改革成果。如果像戊戌变法那样，一天发下去100多条新法，谁执行得过来？那是典型的读书人的理想主义做法，完全不考虑实际操作性。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形象地评价戊戌变法：“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‘进步’——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，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，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他吃了。”[23]
很多时候，改革方向是对的，措施也没问题，结果却事与愿违。究其原因，乃是步子过快过大，急于求成，想一口吃成大胖子，反而“欲速则不达”。军事改革讲究“行为艺术”，在合适的时机推出相应的改革措施，循序渐进，分步完成。
明治维新改革家山县有朋
在这方面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军事改革领导者山县有朋拿捏得不错。当时，山县有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：废除各地军阀“私军”，建立中央常备军。这种事要是追求“一步到位”，必然遭到强烈反弹，很可能导致改革半途而废。山县有朋很聪明，决定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：第一，从各藩抽调部分精兵，组成中央军。各藩不反对，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天皇身边安插自己的军队。其实，山县有朋是借此削弱各藩军事实力。如此，双方都有所得，容易达成妥协。第二，实行全民征兵，逐渐代替“私军”。为了减轻地方反抗，没有把武士一脚踢开不管，而是让他们“再就业”当警察，或者直接给钱养起来。
对改革家来说，当然想尽量缩短过程，尽快看到效果，但改革规律往往不是如此。改革需要理论指导和顶层设计，更要根据现实情况来规划。俄罗斯的“休克疗法”式改革失败，就是非常典型的教训。
克劳塞维茨有句话，战争是“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”[24]。他的意思很明了——没钱，啥都干不了。还有句俗话说得好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也许也可以这样说，有钱，军事改革未必能成功；但没有钱，军事改革一定不能成功。
战国时期的秦赵之争，有点儿类似后来的美苏之争，秦国和美国能够“笑到最后”，要感谢自己雄厚的国力。商鞅明确提出：“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。”[25]为发展农业，商鞅想尽了一切办法，如开荒种地人手不够，就大胆出台优惠政策，招徕外国人到秦国垦荒。赵武灵王改革，基本局限在“胡服骑射”四个字，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作为。当时，赵国的粮食产量、财政收入只有秦国的1/3[26]，而且赵国能产粮的地区本就不多，恰恰又总打仗。秦国则不存在战乱破坏农业的问题，因为六国连函谷关都进不了。在关键的长平之战中，赵国为什么急于求战？因为相持3年后，赵国已经没法给前线部队供应粮草，向齐国借，人家又不肯。试想，如果赵国的经济实力可以支撑，不急于决战，长平之战的胜负尚未可知。
汉武帝下罪己诏
汉匈大战经常被津津乐道，但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汉匈大战的前半段，而没有看到汉匈大战的后半段——后半段非常失败。汉武帝虽然取得漠北大战的辉煌胜利，但在后期汉匈大战中吞下的是“三连败”的苦果。说到底，还是差钱闹的。为筹措军费，汉武帝竭泽而渔，出台了一系列向老百姓“抢钱”的措施：除了常见的滥发货币、政府垄断生产经营，还鼓励民间告发富户，并将富户一半财产奖励给告发者。汉武帝不在增加“经济总量”上想办法，只是千方百计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抢来揣进自己腰包，最后弄得民怨沸腾、天下动摇，险些重蹈秦朝短命而亡的覆辙。
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继承衣钵，军费下降不少，但好歹还有83 270亿卢布。到1999年，这项数据就惨不忍睹了——50亿美元。如果比照美国的军费支出2680亿美元，俄罗斯那点儿军费更是“毛毛雨”，不忍直视。再来看这区区50亿美元军费怎么花的：85%用于人头费，剩下的15%用于装备、训练、后勤，大家都要挤破头来抢一点儿。[27]严重差钱，军事改革怎么搞？不仅改革搞不下去，连维持稳定都成问题。俄军有的部队不听指挥，甚至出现陆军副司令带头、550余名军官集体辞职拒绝参加第一次车臣战争的事情；还有的军人把坦克开上大街，抗议拖欠工资；再有的，甚至以自焚的方式表达不满。
唐朝魏征说过一句话，“藏富于国，民必反之；藏富于民，民必安之”。这话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，当然不错。不过，改革家们恐怕不愿意——国家手里没钱，如何投资军事改革？所以，财富分配是门精致的学问，如何在国家与老百姓之间掌握平衡，使国家有钱办大事，又使民众手里掌握一定财富过得好，要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吴子说：“人常死其所不能，败其所不便。用兵之法，教戒为先。”[28]
克劳塞维茨说：“锻炼使身体能忍受巨大的劳累，使精神能承担极大的危险，使判断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。通过锻炼就会获得一种宝贵的品质——沉着，它是下自士兵上至师长所必须具备的，它能减少统帅在行动中的困难。”[29]
恩格斯认为，随着军事体系的演进和武器装备的发展，士兵必须具有“更高的文化水平”。[30]
毛泽东与士兵在一起
毛泽东则说过一句集大成的话：“军队的基础在士兵。”[31]
军事改革，别忘了最重要的一环——士兵。
秦军为什么能成为六国惧怕的“虎狼之师”？
商鞅军事改革最成功的地方，在于把士兵的战斗力完全释放出来了。六国中，在武力上可与秦国相比的只有赵国。但长平一战，赵军为何大败？原因很多，有一点常常被忽略——秦军统帅白起是从平民一步一步靠战功起来的，而赵军统帅不管是先前的廉颇还是后来的赵括都出身贵族。到了北宋王安石，既要抵御外侮，又要防着内乱，等于“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”，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，必败无疑。
一战中，美国黑人士兵为什么能打？
当时，美国政府破天荒允许部分黑人参军，并给予一些承诺，把黑人的战斗力充分释放了出来。由于美军所受训练不多，又缺乏实战经验，在欧洲战场遭到盟国耻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黑人士兵的表现成为亮点，因为美军统帅潘兴让白人美军独立于英法军队之外，只让黑人团参加盟军。虽然这种安排本身带有强烈的歧视意味，但黑人士兵有机会表现出色。例如，美军安排到法军的4个黑人团，有3个被法国授予“十字勋章”，这可是法军的最高集体荣誉。此外，唯一完全由黑人组成的美军第29师，在和德军作战时也表现得很出色。1918年9月，这个黑人师与德军发生遭遇战，双方打了个平手——德军俘虏了两名黑人美军，黑人师也俘虏了几个德军。[32]
普法战争中，虽然普鲁士有总参谋部，但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不是军官而是士兵打赢的。在战场上，士兵们不听军官指挥，反而取得了胜利。什么情况？军官要求士兵集中，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下不肯这么做，而是自行分散为群，大大减少了伤亡，才保持了进攻的有生力量。实践证明，士兵们的做法是对的，正是他们催生了散兵阵形这种正确的战斗样式。对此，恩格斯指出：“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。”[33]
据说美军提出过“全能型军队”，标准如下——“中国的士兵、德国的参谋、日本自卫队的少佐和美军的将军”。中国士兵上榜，因为他们最能吃苦耐劳。
对士兵来说，除了吃苦精神，文化素质也很重要。毛泽东说过：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。”[34]
日俄战争，日本为什么能打败俄国？日本天皇一语道破玄机——“感谢日本的小学教师”。明治维新改革中，天皇提出一个普及教育的目标——“让北海道农家的小女儿都能上小学”。当年，北海道还是基本上没怎么开发的穷苦边远地区，如果那儿的农家女都能上小学，就标志着日本普及了全民教育。到日俄战争前，这一目标实现了。社会结构的变化，直接反映到军队结构的变化——基层士兵文化素质的提高。反观俄国，90%以上的人都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奴，他们在进行军事训练时的接受能力明显不行。
抗战期间，蒋介石决定从知识青年中征召士兵，提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，实际招到8万余人。由于兵员素质高，接受能力强，训练起来也更容易，效果更好。史载：“仅三个月完成初步训练，其知识水准之高，接受能力之强，实为我建军史中之创举。”[35]
把士兵的最大潜能激发出来，美军走在了前面。美军提倡士兵要有司令的思维，不仅仅是指要领会司令的意图，而且要学会像司令那样独当一面地处理各种情况。在美军中，士兵质疑命令的情况越来越多，甚至成为一种习惯。不过，士兵们质疑命令并不是要搞对立，而是“对于追求尽善尽美非常感兴趣”[36]，使上级的命令更加完善。
说 明
本文摘自本人新书《兵道》最后一章，该书继澎湃网、新华社、中华读书报、长安街读书会等推荐之后，又得到《解放军报》推荐（见2020年10月15日第11版“天下军事”），有兴趣的读者，可到京东自营店购买，应该还有一些笔者的签名版。多谢大家支持！
本文参考资料：
[1] 《孟子》卷四《公孙丑下》，万丽华、蓝旭译注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96页。
[2] 鲁迅：《坟·娜拉走后怎样》，载《鲁迅全集》（第一卷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71页。
[3] 《武经七书·司马法》，骈宇骞等译注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140页。
[4] ［西汉］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第五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764页。
[5] 梁启超：《王安石传》，东方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87页。
[6] ［清］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一三·列传第一○一《张居正》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3767页。
[7] ［宋］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二七，神宗熙宁四年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5532页。
[8] 梁启超：《王安石传》，东方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4页。
[9] 《孟子》卷七《离娄上》，万丽华、蓝旭译注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150页。
[10] 熊召政：《危世沉吟：谈张居正改革》，《上海文学》2009年第1期，第85页。
[11] 梁启超：《戊戌政变记》，载《饮冰室专集》（第一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11年，第84页。
[12] 凌弘毅：《艰难转身：俄罗斯二十年军事改革历程透视》，《现代兵器》2009年第10期，第15页。
[13] 吴鑫：《近代以来大国军事改革的主要做法》，《学习时报》2014年11月17日第7版。
[14] 汤俊峰：《现代军事改革的内在困境》，《学习时报》2015年8月6日第7版。
[15] 同上。
[16] ［清］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一三·列传一○一《张居正》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3762页。
[17] 徐问笑：《大宋的胸怀》，《学习时报》2015年11月16日第6版。
[18] 吴鑫：《近代以来大国军事改革的主要做法》，《学习时报》2014年11月17日第7版。
[19] 傅立群：《近现代军事改革与军事思想的地位作用》（二），《军事历史》1988年第2期，第23页。
[20] 许小年：《东方历史评论》讲座上的发言，北京，2013年11月3日。
[21] 欧阳一法：《思想超前的改革家王安石》，《文史天地》2006年第2期，第43页。
[22] ［西汉］贾谊撰，阎振益、钟夏校注：《新书校注》卷一《过秦论·上》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2页。
[23] ［英］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（第三卷），张汇文等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60年，第165页。
[24] ［德］克劳塞维茨：《战争论》（第一卷）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78年，第101页。
[25] 高亨译注：《商君书注释·农战三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56页。
[26] 罗杰：《秦国全面超越》，《领导文萃》2016年第5期，第46页。
[27] 王凤琴：《近年来俄罗斯军事改革的基本启示》，《东欧中亚研究》2002年第6期，第53页。
[28] 《武经七书·吴子兵法》，骈宇骞等译注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109页。
[29] ［德］克劳塞维茨：《战争论》（第一卷）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78年，第99页。
[30]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：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》，解放军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17页。
[31] 毛泽东：《论持久战》，1938年5月26日—6月3日，载《毛泽东军事文集》（第二卷），军事科学出版社·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40页。
[32] 张云等：《一战期间美国黑人士兵民权运动分析》，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2期，第80页。
[33] ［德］恩格斯：《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》（1877年），载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（第二十卷），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695页。
[34] 毛泽东：《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》，1944年10月30日，载《毛泽东选集》（第三卷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69年，第912页。
[35] 程晴：《青年军与民国兵制改革》，《中学历史教学研究》2014年第1期，第47页。
[36] 杨久敏：《美国陆军着手新兵训练改革》，《环球军事》2012年第12期，第41页。
“许述工作室”创始人简介
许述，四川宜宾人，军事学博士，曾在《书屋》等媒体发表文章70余篇，接受过凤凰卫视等媒体采访，受邀到华为等演讲十余次，出版专著《这才是美军》，出版一年5次加印，在京东新书热卖榜常居TOP3，登上三联书店畅销书排行榜，进入美国纽约公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。
最新出版《兵道》一书（乔良和余戈两位老师作序推荐，王洪光中将和杨国强大校，姜鸣、江晓原、杨浪等名家封面推荐）。
《兵道：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 （京东独家签名版）》(许述，罗耳闻)【摘要 书评 试读】- 京东图书
